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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六十岁说（第2页）

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

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

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

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

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

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

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

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

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

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

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

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

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

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

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

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

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

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

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

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

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

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

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

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

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2002年7月31日于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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