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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第3页）

如果说关于《白鹿原》有误读的话，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波澜。

回想起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都引起过争论，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

李国平：一个较重要的时期，陕西的文学创作是师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

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你多谈到外国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陈忠实：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师承柳青的过程。

我觉得柳青的遗产我们阅读得还不够。

像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我们今天重读，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

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

，还有一句话是“大树底下不长苗”

，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

我对外国作家的阅读不光是拉美这一块，西欧、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只是近来较多阅读拉美文学罢了。

另外，我读外国文学，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古典文化、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现在补课的欲望强，但理解快，记忆力差。

李国平：关于《白鹿原》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白鹿原》的创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完成的创作理想。

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

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比如后几章弱了点，不如前面饱满。

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军旅生活，我对氛围的把握，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

李国平：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发现有几个关键词：体验、神圣、良知，它们在什么层面上表明着你的文学认识？

陈忠实：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

良知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历朝历代最优美的散文和诗歌里都贯穿着这种品格。

良知是心理形态、精神形态，强装不行。

具体到创作中，对人类的关心，哪怕是对最卑微的生命的关注，作家的爱、怜悯和忧患都隐含在其中，读者最敏感的是这些东西，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面貌。

李国平：最近读到你的几个短篇，尤其是《日子》，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希冀、顽强和坚忍，从中能读出你对现实的关注，也能读出你重回《白鹿原》后的沉静，好像你正在回归写作《白鹿原》时的状态。

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终结，六十岁不是创作的完成，你是不是正在为大的建构做准备，或者说有系统的创作考虑？

陈忠实：我最近的几个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腊月的故事》，说责任感也罢，说忧患也罢，关注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和呼吁，是着重写生存状态下的心理状态，透示出一种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为社会前行过程中留下感性印记。

关于创作我从不做承诺，我的创作忠实于我每个阶段的体验和感悟。

我觉得当代生活最能激发我的心理感受，最能产生创作冲动和表现欲。

李国平：有作家说，读者永远比评论家更可靠，这当然脱离不了特殊的语境，但也有恒久的意味，拥有读者的广泛认同，是作家的荣幸，是作家生命力的延续，你可有这样的感触？

陈忠实：自我从事创作以来，也曾有过创作劳动被读者验证、认可的感受，但从未达到过《白鹿原》这样的呼应，我的生命、我的创作报偿全在于此。

《白鹿原》出版以来，我亲自盖章签名的书有几万册，一位石家庄的读者来信写道：“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咳血，不知你是否还能活着看到我的信吗？”

而且我惊异的是就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读者对《白鹿原》的阅读理解都没有障碍。

我曾经说过，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

如果我的书使不同的读者哪怕有些微的收益，那是我最大的心理补偿，我也唯有在有限的生命里用我的创作劳动来回报他们。

（原载《陕西日报》2002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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