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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1929年（第3页）

那番话确实奏效了。

眼前还没有出现火车的影子，我们先听见了车声。

耳边传来一声呜呜的低吟，脚下一阵隆隆作响，接着是深沉的汽笛——起初几不可闻，然后越来越响，火车也随之渐渐逼近。

我们一个个伸长脖子顺着铁轨张望（我们的一位主管斯卡查德夫人用难听的嗓音高喊着：“孩子们！

孩子们！”

却拦不住我们），突然间，黑色的车身赫然耸立在我们身旁，笼罩着月台，嘶的一声喷出蒸汽，仿佛一只体形巨大、气喘吁吁的动物。

跟我同路的共有二十个小孩，什么年纪都有。

我们梳洗得干干净净，身穿别人捐赠的衣服：女孩身穿连衣裙，套着白色围裙，配上厚厚的长袜；男孩身穿膝下系扣的短裤，白色正装衬衫、领带、厚厚的毛呢西装外套。

正值十月，天气暖和得不合时令，用斯卡查德夫人的话来讲，“是个小阳春咧”

。

我们一行人在月台上感觉闷热难耐。

我一头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了脖子上，硬邦邦的围裙很不舒服，一只手里还紧攥着一个小小的棕色手提箱。

除了那个十字架，手提箱里装着我在这个世上拥有的一切，全是最近攒起来的：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顶帽子、一件小了好几号的黑外套、一双鞋。

外套的衬里上有我的名字，是儿童援助协会的一名志愿者绣上去的——妮芙·鲍尔。

没错，“妮芙”

，发音跟“Neev”

一样。

一个在戈尔韦郡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在纽约的爱尔兰人里也很平常，但不管这列火车会把我载往何方，人家只怕必定容不下这个名字。

几天前，在外套衬里上绣名字的女士就曾经为它叹过气：“我希望你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小姑娘。

因为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运气好到被人选中的话，你的新家长转头就会把这个名字改掉。”

“我的妮芙”

——爸爸曾经这么叫我。

但我也并不是非要这个名字不可。

我知道，这个名字发音很拗口，有一股异国味，不招不熟识的人们喜欢。

谁让它是好几个辅音别别扭扭地凑在一起呢，怪得很。

我痛失了全部家人，但并没有谁为我抱憾。

我们中间谁没有伤心往事？不然的话，我们又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往事最好不要提起，遗忘是见效最快的良药。

儿童援助协会把我们通通当作一张白纸对待，踏入儿童援助协会前的过往都被抹了个干净，我们一个个好似破茧而出的蝴蝶，把昔日抛到了身后。

如果上天垂怜的话，还能转眼脱胎换骨。

斯卡查德夫人和柯伦先生（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有点胆小的人）让我们按个头排成队——从高到矮排，基本也就意味着从年龄最大的排到最小的，八岁以上的孩子则抱着婴儿。

我还来不及拒绝，斯卡查德夫人已经把一个小宝宝塞进了我怀中。

小家伙才十四个月大，长着一身橄榄色皮肤和一双斗鸡眼，名字叫作卡迈恩（依我猜，这小家伙只怕很快就会有个新名字）。

他像只吓坏的小猫一般紧攥住我不放。

我一手拎着棕色行李箱，另一只手搂紧卡迈恩，迈步踏上高高的台阶，跌跌撞撞地上了火车。

柯伦先生一溜烟跑过来，拎走了我的行李箱。

“动动脑子，姑娘，”

他呵斥道，“如果跌一跤的话，你会摔破脑袋，那我们就只好把你们俩都扔下了。”

列车车厢里的木质座椅齐刷刷地朝向正前方，只有车厢前端的两对座椅例外，它们面对着面，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我给自己和卡迈恩找了个三人座，柯伦先生把我的手提箱抛到了我头顶的行李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