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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4页）

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

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

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

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

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

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

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

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

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

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

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

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

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

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

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

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

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

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

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

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

狠打！”

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

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

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

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

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

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

“有了卡诺，”

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

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

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

“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

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

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

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