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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2页）

还有，这个工作很不困难，我轻而易举地便可完成，可竟能因此而得到八百法郎的薪俸。

我之所以在作出决定之前，慎重考虑了几个小时，我可以发誓，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惹恼马尔让西并使马尔泽布尔不快。

但是，到后来，因不能按自己的时间工作，而且要受时间的约束，我觉得受到限制，难以忍受。

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必须承担的任务，因此，这后一点占了上风，促使我决心拒绝了不适合我的职位。

我知道，我的全部才气只源自对我所要处理的题材的某种内心激情，而且只有对伟大真实美好的热爱才能激发起我的才情。

而我要写摘要的大部分书籍的主题以及那些书籍本身与我又有何相干呢？我对要写的东西索然无趣，可能会使我笔端生涩，思维迟钝。

人们都以为我能像所有其他文人那样为谋生而写作，而我却从来就只知道凭借激情而写的。

这肯定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

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极尽委婉，把我的理由向他详加说明，使他和马尔泽布尔先生都不会以为我是因生气或傲慢而拒绝的。

所以他俩都同意了，并未因此而给我脸色看，而且这件事很秘密，公众并未听到一丝风声。

这个建议来得也不是时候，所以我没有接受。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计划着彻底抛开文学，特别是要抛开作家这个行当。

我刚刚遭受到的所有一切使我对文人深恶痛绝，而且，我也早就感觉到，要想与他们操同一行当，而又不与之有某些来往是不可能的。

我对社交界也痛恨透顶，而且，总的说来，我对自己最近的那种一半属于自我、一半属于我所不适应的社交圈的混合生活也感到痛恨不已。

我根据一贯的经验，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任何不平等的交往总是让弱者吃亏。

和一些同我所选定的身份完全不同的阔人相处，尽管无须像他们那样大摆排场，但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仿效他们。

种种小的花销，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区区小事，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既不可避免，又不堪重负。

别人到朋友的乡间别墅去住，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都有自己的仆人伺候着，需要什么就派自己的仆人去拿，根本用不着同主人家发生直接关系，甚至都不用见到他们，何时和怎样给主人的仆人们赏钱，全凭他自己的高兴。

可我呢，形单影只，没有仆人，只有听由主人家的仆人们摆布，因此就必须讨他们的欢喜，免得大吃苦头。

我因为被视为同他们的主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也就必须拿他们当仆人看待，在赏钱方面甚至要比别人多给些，因为我确确实实更需要他们。

如果仆人不多，倒还罢了，但是，在我所去的那些人家，仆役成群，全都非常傲慢、狡猾、警觉——我是指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

那帮浑蛋很有一套，让我老是离不开他们。

巴黎的女人虽说聪明过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甚了了，所以，尽管在拼命想让我节省点钱，却把我弄得倾家荡产。

如果我在城里离我住处稍远点去吃饭，女主人总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车子，非要派自己的马车去接我回来。

她很高兴为我省下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可我赏给仆人和车夫的那个埃居她就没有想到。

一位夫人若是从巴黎往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给我写信，为了不忍心让我花费四个苏的邮资（）①，便派她的一个仆人给我把信送来。

这个仆人大汗淋漓地到了，我就得让他吃饭，还得赏他一个埃居，这是他理应得的。

要是她建议我去她的乡间别墅住上一两个星期，她心里就会在想：“对这个穷小子来说，这将总能节约点的。

在此期间，他的饭费就用不着花一个子儿了。”

可她没有想到，在此期间，我什么活也干不成了，我的家用、房租、内衣、外衣，一个钱也少花不了的，理发钱也得多付一倍。

总之，在她家住所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花费的要多。

尽管我只给我惯常去住的人家的仆人赏钱，但这仍旧让我不堪重负。

我可以肯定，我只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住过四五次，但足足花了我二十五个埃居，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跑得最勤的那五六年中，我则花了一百多皮斯托尔。

对于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什么事都不会做，什么事又都不会耍点儿花招，而且又看不得仆人嘟囔，不乐意服侍你，那这番花费是必不可少的。

就算是在迪潘夫人家里，我都成了她家的人了，而且帮过仆人们不少的忙，可我让他们帮的忙却是花钱买来的。

后来，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了，我也就完全不给赏钱了，这时候，他们便让我更加痛切地感到与跟自己身份地位不相同的人家来往是很不适宜的。

如果这种生活对我的口味，那么大把花钱买个痛快，自可聊以自慰。

可是，倾家荡产去寻求烦恼却是太让人无法忍受了。

我深切地感到了这种生活的重负，所以便趁我当时所处的自由间隙，下定决心永远自由地生活，彻底弃绝上流社会，放弃写书作文，放弃一切文学交往，把自己的余生封闭于我自觉为之而生的狭小而平静的天地之中。

《致达朗贝尔的信》和《新爱洛伊丝》的收入使我那在退隐庐时已囊空如洗的经济状况稍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