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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10页）

在她所能干的种种事情中，我觉得这件事是风险最小的，我并没像她那样以为这会有多大收益，而是把这看成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可使她摆脱糟糕的事情和骗子。

这么一想，我便急切地想着恢复足够的体力和健康，以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而且，我因此要跑前跑后，当然就常常丢下书本，也不去想自己的病体，身体反而变好了。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了几本书，其中有邦唐比的《音乐史》和邦齐里神甫的《音乐论文集》，使我对音乐史以及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兴趣。

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已成年好几个月了，我决定翌年去日内瓦要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在得知我哥哥的下落之前，至少先领回归我的那一份。

事情就像决定的那么办了。

我去了日内瓦，我父亲也去了。

他早就去过，没人找他的麻烦，尽管对他的判决并未撤销。

但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勇敢挺钦佩，对他的正直很尊敬，所以就假装忘了他的那件案子，而且，政府官员们正忙于不久即要实施的重大计划，也不愿让市民因回忆起往日的不公正，而过早地激怒他们。

我担心有人因我改教而刁难我，但什么事也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日内瓦的法律没有伯尔尼的严厉。

依照伯尔尼的法律，凡是改教的，不仅丧失其身份，而且连财产也保不住。

我继承的财产并未引起争议，但不知道怎么搞的，变成很少的一点了。

尽管人们几乎肯定我哥哥已不在人世，但没有丝毫的法律证据。

我缺乏足够的资格来领取他那一份，因此毫不遗憾地把它留给了父亲，以补贴他的生活，父亲一直享用到去世。

一办完法律手续，拿到我那一份，我便花了一些钱买书，然后带着余下的钱飞快地回到妈妈身边。

一路上，我的心愉快地跳动着，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中时，我觉得比拿到这钱时还要快活千百倍。

她无所谓地接过钱去，就像所有灵魂高尚的人那样，他们对这类事司空见惯，并不觉得激动不已。

这笔钱几乎全用在我身上了，用的时候仍旧是那样的无所谓。

如果这钱是打别处来的，她也会这么使用的。

然而，我的健康丝毫未见恢复，相反，却明显地坏下去。

我面如死灰，骨瘦如柴，脉搏跳得可怕，心跳加速，常常感到胸闷，到后来，虚弱得几乎不能动弹，稍走快点便喘不上气来，一弯腰就头晕，手无缚鸡之力。

像我这么好动的人，什么也干不了，真是遭大罪了。

肯定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神经过敏，这是幸福的人的毛病，也正是我的病。

我常常无缘无故地落泪，树叶和鸟的声响也能吓我一跳，生活宁静安适，情绪却不稳定，这一切都表明我对可以说是让我多愁善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那种舒适的厌倦。

我们很少是生来就为在世间享福的，所以当心灵或肉体不同时受折磨时，就必须让其中的一个受折磨，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几乎总要有损于另一个。

当我可能美美地享受生活时，我那糟糕的机体便阻止我去享受，而且你也说不出你到底哪儿有毛病。

后来，尽管我已垂垂老矣，真的患了一些严重疾病，可我的身体反而恢复了活力，以便更好地感受自己的不幸，而且，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届六十，垂暮之人，各种疾患缠身，但我觉得，这受苦的晚年，体力和精神比青春年少、享受真正幸福时更加充沛。

后来，在顺便读了点生理学之后，我开始研究起解剖学来，并反复琢磨构成我机体的多种零件及其运动，准备着每天都能从身上找出许多毛病来。

我远没有对我的半死不活感到惊奇，而是对我还能活着觉得诧异，而且我每看到对一种疾病的描述时，便认为说的就是我。

我敢肯定，即使没有病，研究了这该死的学问之后，也非病不可。

由于我在每种疾病中都发现我的病症，所以我以为自己什么病都有，而且还染上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加严重的疾病：治病癖。

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要患此症。

我由于反复研究、思考、比较，便想象我的病根是心脏上长了息肉，而且萨洛蒙似乎对这一想法也挺震惊。

按理说，我应该根据这一判断坚持我先前的决心。

我没这么做。

我绞尽脑汁去想怎样才能治好心上的息肉，决心进行这种不可思议的治疗。

在阿内去蒙彼利埃参观植物园并看望其技师索瓦热时，有人告诉他菲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息肉。

妈妈想起了此事，并告诉了我。

我闻听，立刻想去找菲兹先生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