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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晋商中的几大家（第6页）

在明清时代，中国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异地贩运贸易十分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商帮，如山西帮、徽州帮、陕西帮、广东帮、山东帮、洞庭帮、江右帮、宁波帮、金华帮、绍兴帮、福建帮等等，其中山西帮活动舞台最大，资力最强。

山西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分离出来了货币经营资本，其主要组织形式为当铺、钱庄、印局、账庄、票号等金融企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亚欧一些国家。

外国人把这些金融机构统称山西银行。

中国的金融革命与山西票号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山西票号或称山西银行推动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启动了中国经济国际化的阀门。

中国明清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与欧洲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发展的。

公元15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一样还是农业社会，甚至农业水平比中国还低。

经过1500年到1750年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欧洲各国先后发生了工业革命，走进了工业社会，现在进入了后工业经济时代。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创造了世界农业经济时代的辉煌，也曾经创造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的伟大业绩，而工业经济社会的曙光却迟迟不能露出地平线，让欧洲走在了前头，而且距离越拉越大。

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原因，从戊戌变法到后世的21世纪，已经讨论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认的主要有两点：首先，欧洲多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场针对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神权的清算，是对人权的张扬，是对科学的祟尚，进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保护和推广，加上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带来的国际交流、资本积累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工业的进步是不可以阻挡的。

而中国的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封建伦理和没有经过冲击和升华的传统儒教思想，长期占居主流社会和统治地位，没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会的开放就很难，天朝帝国居高临下，商人阶层无法进入主流社会。

其次，由于上述原因决定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中国始终比欧洲艰难，分散多元的欧洲小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显然要比权力高度集中的大国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容易得多。

清朝晚期没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提供任何条件。

没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没有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就没有工业革命的环境和条件。

晋商中的几大家

乔家：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的俗语。

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

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

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

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

、“百川通”

票号。

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

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

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

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

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

。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晋祠，明洪武年间迁至太谷。

曹家的兴盛始于明末闯关东的曹三喜，到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鼎盛，640余座铺面遍布大江南北，雇员37000余人，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

从商业业绩而言，曹氏家族在晋商豪门中是较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罗斯、日本、朝鲜。

曹家的兴盛历经二三百年而长盛不衰，二十世纪初的乱世，由于国家银行排挤、俄国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华以及子孙吸毒的影响，才走向衰落。

曹家虽然偏居乡间，但生活极为奢侈糜费，常领全省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