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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晋商中的几大家（第5页）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

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

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就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

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了。

山西商人资本的发展，不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财，让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而且促进了山西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清乾隆年间，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资开采铜矿，刘永和投资开采龙门煤矿，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明朝官营解盐生产，征发盐户到盐池服役做工，叫做“盐丁”

。

盐丁另立户籍，世代相起，实际上是封建国家的工奴，生活痛苦万状，经常抗工逃亡，生产效率极低，这表明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648年，清政府废除“盐丁”

制，把解盐生产改官营为民营，交给商人自行浇晒。

第二年又把盐池分为五百一十三号，规定一户商人经营一号，逐一登记。

这种经营解盐生产的“坐商”

，自筹资金，雇人捞盐，每产盐一百引（二百四十斛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纳税，一引折合白银三钱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纳税，抵作商人工本费。

坐商对盐池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却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他们只要向政府纳税，就可获得一号盐池，经营生产。

坐商雇佣工人的工资，以其技术高低来决定，按年支付，实际上已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坐商就是早期的资本家，盐工则就是近代盐池产业工人的前身。

当时，盐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产规模巨大，超过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水平。

从明朝官办，“盐工”

逃亡，到坐商经营，“居民踊跃赴工”

看，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性转变，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山西商人资本不论是商品经营资本还是货币经营资本，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即商业资本家）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多数是由财东（商业资本家）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相当于经理），从事某项经营活动。

财东把资金运用权、人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交给掌柜，独立自主地从事经营活动。

定期结帐一次，由掌柜向财东汇报经营成果。

如果财东满意，就继续任用，财东信不过就可以辞退。

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后实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经营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管理人才的出现，提高了经营效益，这在中国企业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叫做“运城盐运使司学”

。

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自办的子弟学校。

驰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

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从晋中招收十五、六岁的男青年，骑骆驼经过归化、库伦到科布多接受蒙语、俄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及商业常识的训练，一般为半年，然后分配到各分号，跟随老职工学习业务。

这种重视提高职工业务素质的办法，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山西商人首先创造了民间汇兑业务、转帐和清算中心，首先创造了类似中央银行的同业公会，都显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创造能力。

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国际金融市场，表现了他们敢于向新的领域开拓的风姿。

在明清以来长达三个世纪的商业革命中，中国经济卷入了国际化浪潮。

在这场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白银货币净流入，这意味着中国的商品净输出。

中国商业革命与中国明清各大商帮的关系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帮推动了中国商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