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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时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第7页）

至于来自基层的抵抗阻挠，这从上面叙述过的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就可见一斑。

这里再补充一条黄仁宇书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

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50%，甚至更多。

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纳任何税收。

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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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人笔记中也多有明代末期，农民因为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

4、这三个事实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以上三个事实，第三点其实是公认的，无须多说。

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尽管我在上面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也相当多，但对这些现象第一个做系统全面阐述的，则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黄仁宇所做的研究。

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作为对明代财政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澄清了长期以来许多根深蒂固的误会和偏见。

对明朝的传统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上**程度最高，政府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的一个朝代。

然而黄仁宇的研究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认识。

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社会！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无力。

黄仁宇在书中对明代赋税过低造成的结果有许多描述，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了，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

“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

[32]57“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

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

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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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

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

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

……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

“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

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

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