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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
慎独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
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
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
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
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
。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
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
咸丰十年(1860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
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
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
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
曾国藩将“诚”
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
,也就是“诚”
,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
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
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即使能做文章,能写诗词,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
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
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
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
,也就是把学问与事功谱成了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
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
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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