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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宋璟当国（第3页）

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

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

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

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

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

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

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

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

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

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

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

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

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

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

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

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

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

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

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

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

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

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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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

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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