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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3页）

。

宇文节坐房遗爱谋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

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

。

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

。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

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

。

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

。

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

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

。

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

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

有文献记载的，唐代被处以流刑的113例官吏中，不久征还的为7例；卒于道，或者途中被杀或者赐死的为6例；卒于流所的为15例；附加杖刑的为7例；长流的为13例；决杖又赐死者3例；长流又赐死者7例；决杖又长流者2例。

鉴于被处以流刑的官吏遭遇厄运者更为普遍，所以只注意到前者而得出流刑名重实轻的结论无疑是欠妥的。

至于第二点，该学者是基于这种认识：唐代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太宗却规定“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

，因而得出流放轻于徒刑的结论。

其实这是误解史料。

经查原文，太宗的规定并不是针对官员某项犯罪的判决，而是本着仁恕的原则，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等平议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因为公罪从轻，私罪从重，故“公罪流，私罪徒”

二者在刑罚等级上地位才相当，这恰恰证明了流刑要重于徒刑。

而且实际上，唐代也并没有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另一位学者认为唐代流刑反而不如徒刑的证据如下：其一，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故流刑的惩治力度也降低。

其二，唐代徒刑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

其三，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

只须谈谈“流远之苦”

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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