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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4页）

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

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

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

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

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

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

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

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

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

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

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

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

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

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

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

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

可见，所谓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严重危害人类身体。

《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里解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疠，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此时的瘴，在流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

苏轼南迁，北归过大庾岭，题诗壁上：“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可见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难以生还。

这虽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时估计也大抵如此。

太宗派遣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么？他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

该学者认为唐代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

也只是一种主观推论，并无实据。

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诗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点恶劣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漫长而艰难的流放旅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惩治力度。

这种“流远之苦”

，显然超出徒刑。

唐代的流刑就是通过流放地点的就远、就恶，达到了惩治目的。

同时，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而并非仅侧重于政治-斗争。

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局限于反逆缘坐这一种情形。

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